罗昌平:胡舒立为何与《财经》决裂

2014-02-10 16:24 来源于:网易 | 作者:罗昌平 | 浏览:
位于东二环外交部附近的泛利大厦,联办买下了几层楼。在王波明杂乱简朴办公室的斜对面,是一间置有长形圆桌的会议室。他把一米八的身体窝进靠椅,双腿搭在圆桌上,后背将靠椅压到接近

       位于东二环外交部附近的泛利大厦,联办买下了几层楼。在王波明杂乱简朴办公室的斜对面,是一间置有长形圆桌的会议室。他把一米八的身体窝进靠椅,双腿搭在圆桌上,后背将靠椅压到接近圆桌的水平,指间烟雾缭绕。


  那是2009年10月底的一天,胡舒立说服《财经》杂志172人中的127人另起炉灶,甚至包括前台保安。被釜底抽薪的联办,决定为这场罕见的集体跳槽做内部说明。但对与会的《财经》记者编辑而言,联办强硬的书面回应及波明式会场姿态,与站在道德置高点及作为新闻标杆的舒立形象形成鲜明对比。


  这里给外界的印象,有着贵族气质,略带国企特征。像程益中、杨斌、王小山和我这类草根新闻人,在离开《新京报》后相继转投联办,一度难于适应。僵化的集团行政要求员工必须正装,我跟王小山常因大裤衩视为另类,集团行政前来检查,同事帮忙圆场:“这人是来送快递的。”


  其实,外交官之子向来自由散漫,一名下属王安在书中描述他:“只要不是正式场合,王从不打领带,在沙发上全无坐相,必跷二郎腿,必一会儿就出溜下去,然后再顽强地挺上来,循环往复,乐此不疲。”他逃避纽约交易所的高薪生活,放弃中国证监会的仕途机会,舒立走后写下唯一一篇被业界存照的署名社论:“我们不但要自觉地回避被商业利益影响和侵蚀,更要抵制施加于我们身上的不当管制。”他讨厌一切有形无形的束缚,包括女人。


  1998年,胡王走到一起,准备办一份杂志。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: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,并且提供一份200万元的采编预算。双方一拍即合。别看现在的《财经》是一头现金奶牛,“可在1998年,两三年没广告,我说养着。”波明回忆。


  早年,双方对“名利”有清晰的界限,新闻人除了国内一流的采编费用,坐拥享誉国际的“名”;投资者则拿走年均六七千万的“利”。但与《财经》的时代贡献相比,这点名利根本不值得一提。从《基金黑幕》到《银广夏陷阱》,从《SARS何来》到《谁的鲁能》……毫不夸张地说,《财经》的尺度就是中国媒体的最大尺度,亦是独立思想与改革精神的共享平台。


  以银广夏为例,这家上市公司获得多名领导人的视察并赞许,加之保荐人又是胞兄王东明所在的中信证券,王波明担心报道可能导致《财经》关门,或胞兄公司重大损失,于是电话求助王岐山:“报道绝对真实,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。”对方答复:“如果是真的,就出吧。”甫一报道,银广夏股票及其高管命运双双“跌停”。


  从这一点上讲,波明与小京均有难能可贵之处,即很少干预编辑部工作,尤其是不派题、不审读,以真实性作为决定稿件生命的唯一标准。跟小京的精彩脱口演讲不同,波明需要有书面发言,否则就像失缰的战马。他偶尔会流露自己对新闻的理解,并回忆在唐人街给《中华日报》打工经历,体会“无冕之王”的快感。这就好比一名老妇人不断重复自己年轻时有多漂亮。


  波明的人脉纵横交叉,命运跌宕起伏,比如父辈同遭迫害时的同居发小如今已经登上权力之巅;儿子的母亲是一位冤死国家元首之女……他的矛盾之处还在于,今天跟美国总统同台指点江山,明天又要亲自面对一名宣传处长的训斥。


  当然,也很难找到像舒立这样的敬业者,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她对笼子尺度的计算,更重要的是,她能将联办所有的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,以新闻专业主义发挥到极限,以至于12年之后她强大到足以与投资人叫板,索要七成的股权及“三位一体”的职位。


  文人、商家与政客的混合特质,决定了这宗买卖不可能成功,最终成了决裂。


  程益中曾对《纽约客》说,孙志刚事件是对警察权的部分否定,而《财经》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,“因此它相对安全。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,但《财经》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。”


  承认体制权威,然后谨慎监督它改良它,这种策略决定了《财经》的过人之处,也意味着它的局限性。胡舒立以比喻回应:《财经》是一只啄木鸟,不是为了把树击倒,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。


  在胡王决裂之时的一天,法满带着我跟波明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长谈,他说这是第一次完整讲叙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这次谈话使我做出了留守《财经》的决定,切合杨海鹏对我的劝说:“中国能造导弹的记者很多,而能提供导弹防御的媒体很少,联办无可替代。”


  其实废墟重建比打砸招牌更为艰难。当数年后《公共裙带》《连氏无间道》以及安元鼎、马三家等陆续问世,我更坚信一点,程益中的话不全对——安元鼎、马三家这类报道不会发表在以前的《财经》,这本杂志的DNA不全是胡舒立,更有关王波明、戴小京。


  在举报刘铁男的那个下午,未接到的巨量来电包括波明的一个,有人带话要我去找他。我在15时56分发出一条短信,未见回复,于是打电话做了说明。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责备之意,只是问,证据可不可靠?这是他一如既往关心的核心要点——不怕闯祸,但怕丢人,报道的东西再敏感,只要证据够硬,他能找到解释的理由。


  挂掉电话之前,他都没问我的动机。当天晚上,正是《财经》年会庆功宴,据同事后来描述:波明端着酒杯在人群穿行,然后不断地说:“太大了,这事太大了!”“怎么还有这样的玩法?”


  有人将他们称为“新闻玩票者”,或许更准确的表述是,他们介于体制内与局外人的边缘,置于家国变革与拥抱世界的中线,并努力充当沟通者和翻译者。我更感兴趣的是,当他们两鬓泛白之时,少小玩伴与早岁同僚当处轴中之日,他们是否还记得初心?能否接受批评与监督?会否固为更强大的既利集团?


  一个刘铁男,一块验金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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